搜狐文化:中越文化交流,受政治影响有多大?
刘志强:还以书法为例。
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擅长汉字书法,其所留墨迹以楷书居多。胡志明的楷书线条饱满,大方工整,用墨浓淡相间,略似启功先生墨法,但又有唐书法家虞世南楷书之风。擅长汉字书法也曾为胡志明早年在法国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根据台湾学者蒋永敬的研究,大约在1917年末,胡志明到巴黎定居下来。由于他具有汉文书法的训练,于是利用他的美妙笔法,以修润照片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我认为,谙熟汉字书法对于胡志明个人的生活还是对于其寻求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20世纪中叶,中越关系曾经一度亲密至“同志加兄弟”的程度。当时书法交流也成为政治交往的一个内容。胡志明、黄文欢与董必武等人之间都曾进行过书法交流。
1959年8月,胡志明在游览中国庐山后,题有楷书三字“庐山好”。1961年5月,胡志明游桂林漓江时曾以楷书题诗一首,诗云:“桂林风景甲天下,如诗中画画中诗。山中樵父唱,江上客船归。”游桂林阳朔时又题楷书六字“阳朔风景好”。1965年,胡志明与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一同游黄山,董必武曾即兴泼墨,书《别黄山四绝》赠胡志明,胡志明又书《游黄山日记》诗六首赠董必武。
胡志明最著名的汉字书法作品当是1968年春所题词“越中友谊,万古长青”。胡志明于1969年9月逝世,此幅楷书当是胡志明逝世前最珍贵的墨迹。胡志明题此八个大字一反其用墨浓淡有致的常法,墨迹极其浓厚,连落款也一样。联系当时越南国内的政治和中越关系的形势,我们可以想象胡志明书写时的心情。
中越关系恶化后,两国文化交流也受到重大冲击,在越南各种中文报刊纷纷被取缔或改版,中越书法交流也受到阻碍。
令人欣慰的是,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汉字书法艺术及其他形式的书法交流在越南再度逐渐兴起,这是令两国文化界欣慰的事情。
我认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越南人更多的是“仰慕华风”,而非全是被强制学习或者效仿中国。历史上,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更多时候是越南对汉文化的一种善意接受,而非强加。
搜狐文化:您似乎不认可越南是“小中国”的说法?
刘志强: 艺术无国界。但中越关系恶化时期,文化艺术会成为两国政治矛盾、极端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过分人为地强调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认为凡是带有中国文化影子的东西都是侵略的一种形式的观点似乎都不可取。
当淡化这种政治矛盾,我们冷静地思考过后会发现,这些东西原来也可以互相包容,互相促进。过分强调“强势文化”的影响或者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恐怕我们的看法都很难相对客观。
越南文化中的不少中国的元素已经完全融入到越南本土文化中。以越南最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金云翘传》为例,其蓝本、内容、情节均来源于中国明清小说《金云翘》,但自其作者阮攸改编成功至今,尽管中越关系起起伏伏,我们尚未发现其被剔除出越南文化之外,反而成为越南无人不知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中越文化关系中较为罕见的文化交流现象,这同样会让不少不了解越南文化的人费解,但是事实上又是如此。
使用现在国家间的领土边界来划分中越文化的界限是明显有缺陷的。历代越南王朝的建立者多是华人,根据史料记载,越南前黎朝(981—1009)创立者黎桓,本属广西籍,李朝(1010—1225)的创立者李公蕴、陈朝 (1225—1400)创立者陈日煚,本属福建籍,胡(1400—1407)的创立者胡季犛,本属浙江籍等。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越南文化就是中国的,因为此“中”非彼“中”,此“越”非彼“越”。
我个人认为,越南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似乎更深。在唐代,越南被中国称之为“安南”,属唐朝管辖,当时“安南”有三位学人考中唐朝进士,分别为姜公辅、姜公复和廖有方,过去越南学界(甚至现在)多认为为三位都是“越南人”,但根据现在最新发现的相关碑文和史料证明,三位进士的父亲都是从两广迁居至“安南”境内的。
同样,认为凡是汉字的东西都是中国人强加给越南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是文化关系被利用成为政治矛盾的工具。
实际上,越南中部以南大片地域在15世纪以前,多是占人统治的领土,我国史书多称之为“占城”(学界现在多称之为“占婆”),其文化也与越南现在的主体民族大相迥异。除此以外,越南现在是一个包含54个民族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
越南若对汉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越南的文化才可能得到更多国家的重视和兴趣。这同样也会极大地促进了越南与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而也进一步丰富了越南的本土文化……[详细]
受访者:
刘志强,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兼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代表作有《中越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访问者:
朱玲,搜狐文化频道主编